在江西、广东与福建三省交界处、海拔1529.8的项山，有这么一个神秘而又美丽的村庄，她与世隔绝数百年，鲜为外界认知。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以下简称“红四军”）在此召开了一次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会议，史称罗福嶂会议。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走出了一条历史转折之路，并开启了建立中央苏区的征程。

　　近百年来，尤其是在新时代，罗福嶂人一直在践行红军精神，并在寻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矢志不渝地寻找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之路。深圳市百合控股集团参与了这一新的征程，捐资3000万元全面修缮并开发（收益全部归村民）罗福嶂会议旧址，希冀其在当地乡村振兴战略中起到引领作用。

　　历史转折之路：

　　红四军在低谷中迸发出磅礴力量

　　虽然在92年前就上演过扭转历史乾坤的大剧，但多年来罗福嶂村依然不为外界所熟知。要完全定位她，还得叫她“江西省寻乌县项山乡福中村罗福嶂”，她距离项山乡政府足有25公里，距离赣闽边界却只有1.5公里，距离赣粤边界12公里。然而，正是这种封闭的自然环境，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却赋予了罗福嶂全新的历史价值。

　　1929年1月14日凌晨，在井冈山茨坪小行洲冰冻的路面上，红四军主力完成集结，全军3600人，1100支枪，大多数官兵衣衫褴褛，空腹而至，有的士兵甚至还穿着草鞋，他们要开启一段完全未知的征程。

　　在这之前，国民党反动派集结了数倍于红军的军力，对井冈山发起了疯狂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被迫制定“围魏救赵”战略，主力红军主动下井冈山，寻机在外围采取军事行动，调动国民党主力“会剿”部队，以解井冈山之围。

　　但当时的红四军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距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无法弥补的差距，因此红四军最初构想的“围魏救赵”战略无法实施，并在随后经历了江西大余、广东南雄等多处的失败。

　　对于这段经历，朱德8年后在延安这样回忆：“那些不知经过多少个世纪风吹、雨打、雪盖的石头和山峦，异常湿滑。白雪漫山谷，山风刀子一样的吹打着。他们只能一步一步前移，甚至匍匐前行……”

　　1929年的赣南山区正逢百年一遇的冰灾，随队出征的曾志对彼时的情景印象深刻：“下坡时我们只好滑行，上坡时则用马刀割冰开路。”

　　这真是一条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路。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1929年2月2日凌晨，红四军在距离罗福嶂35公里外的圳下村遇袭，包括毛泽东在内，加上四位元帅、数十位开国将军，几乎被“一锅端”。朱德夫人伍若兰被俘，10天后惨遭枭首，陈毅脱掉大衣才幸运逃脱，毛泽东、朱德均距敌只有数十米之遥。

　　江西省赣州市党史办主任胡日旺在讲述这段历史时说，朱、毛红军，乃至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武装斗争到了最危险、最低谷、最困难、最无助、最迷茫的时刻，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少有的是“冰点”之一。

　　当日下午，艰难脱险的红四军来到罗福嶂。时至年关腊月，一路上，项山群峰白雪皑皑，山谷溪流封冻已久，在枯叶铺满的山路上，滴答着的是赤脚红军留下的斑斑血迹……

　　次日，刚经历“最危险、最低谷、最困难、最无助、最迷茫”时刻的红四军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委扩大会议——罗福嶂会议。

　　从历史转折的角度看，这次会议完全可以媲美遵义会议。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天，但红四军坚定了信念、统一了思想，扭转了乾坤，还找到了红军战略转移方向，并通过暂停军委办公加强了红四军的决策效率，实现了党指挥枪的伟大实践。

　　“这次会议是后来中央苏区建立的起点。”江西省赣州市党史办主任胡日旺如此高度评价罗福嶂会议。

　　后来的历史印证了这一点。罗福嶂会议后，红四军不但取得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还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在福建长汀建立了首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并在两年后建立了中央苏区。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回忆起罗福嶂会议时，称“我们在项山找到一根洋火（火柴），找到一个落脚点。”

　　脱贫攻坚之路：

　　三万里红军路走出罗福嶂人的坚韧

　　92年过去了，罗福嶂会议的大部分旧址依在，斑驳的墙面依然清晰地刻画着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初心，但她与世隔绝般的地理环境无法改变。

　　过去两年，记者在罗福嶂多次开车去寻乌县城，导航都会给出如下指引：走高速的话，经福建，再返江西走寻全高速到寻乌县政府；走358国道的话，要经福建、广东，再折入江西到寻乌。两条线都至少要历时一个半小时。

　　去一趟县城竟要如此几度跨市、跨省，这在中国数十万个村庄中也属罕见了。

　　这一客观地理环境决定了罗福嶂在经济发展中会遭遇到困难。福中村党支部书记潘剑威告诉记者，现在罗福嶂常住人口102户、194人，耕地面积1632亩，山地面积22876亩。据史料记载，在民国初年，百业俱兴，各地建设需要大量的木材，地处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因森林茂密，面积辽阔，是个天然的木材宝库。彼时，大量的木材从罗福嶂砍伐后卖到周边，最远的可到达梅州、潮汕，甚至广西、海南等地。靠山吃山，木材生意确实成就了一批人，买房置地，改善生活。但这种资源型发展模式注定难以持久，长期的砍伐不但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让村里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为此，罗福嶂的经济模式很快难以为继，并成了“十三五”时期的贫困村，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42户165人，建档立卡时贫困发生率为17.94%。

　　在此期间，罗福嶂在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的对口扶贫支持下，充分发挥红色旅游和绿色农产品的优势，全村在2019年度全部实现脱贫。“红军当年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寻找革命出路的精神，激励着村民竭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新长征。”潘剑威说。

　　潘剑威这句话并非是空口号。数十年来，红军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罗福嶂的村民。潘昌荷就是其中的代表，自1975年获得乡村医生资格证开始，他要给周边数十公里的几千村民送去医疗服务。四十余年来，他在项山走了至少三万公里的红军路。“那些都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走过的路。在1997年罗福嶂修路通车之前，我几乎每天都要走这几条路。”

　　日复一日的红军路，潘昌荷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鞋，也不知给多少人送去了救命医药。潘昌荷的坚持以及他的“医者仁心”，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2015年中宣部给他颁发了“中国好人”荣誉。

　　以潘剑威为书记的福中村党支部（福中村是行政村，下辖罗福嶂）虽然这几年一直在摸索罗福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但罗福嶂地处三省交界，基础条件相对薄弱，村里没有产业，留不住人，村里也考虑过将红色资源和绿色资源结合起来，打造成一个“红色”+“绿色”的旅游目的地，但苦于没有资金，想法迟迟没有变为现实。

　　乡村振兴之路：

　　革命老区与经济特区找到精神共鸣

　　“寻乌原来称‘寻邬’，‘邬’字本意有过很多争议，但寻乌本地人乐于把它当着‘光明之地’来解读。因此，“寻乌”在当地人看来，就是一个光明之地，幸福之城。”寻乌博物馆的负责人这一告诉记者。从1576年建县以来，寻乌就是中国南北交通与贸易的枢纽之一。“从1930年毛泽东所写的《寻乌调查》中就可见，寻乌当时交通、贸易之兴盛。”该负责人说。

　　显然，追求幸福，振兴寻乌，一直就是项山周边数十万客家人的精神追求之一。

　　经深圳市“三感一行”爱心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志愿服务队牵线，深圳百合控股集团董事长凌国强先生从2019年起关注到罗福嶂会议旧址。

　　在第一次上罗福嶂时，凌国强先生便想起了自己20年前开创百合系学校的细节：“那个时候我自己开着个破中巴，拉着十几位老师，到各地去‘摆摊’，不断向家长们宣传我的办学理念，甚至有老师在烈日灼热的路面上展现自己的才艺，个中之苦我一直没向外人说。在罗福嶂，20年前那段艰苦的创业岁月像放电影一样，全部在我脑海中过了一遍。”

　　现在，百合系的学校早已是深圳乃至广东教育界的神话，其中百合外国语学校连续七年中考成绩排深圳第一，广东第二。去年才新开学的百外世纪小学，在最近深圳市龙岗区学业水平（质量）抽查中成绩中排名第一。

　　凌国强先生告诉记者，他搞教育20年，深刻体会到红四军在“冰点”中迸发磅礴力量的价值，他之所以愿意捐资修缮罗福嶂会议旧址，就是希望所有百合系的学生能在挫折中雄起，能在栉风沐雨中逆流而上，能在利益诱惑面前 “利他先行”。

　　作为项目牵头单位、城势话语（深圳）机构创始人唐毅告诉记者，从历史挖掘，到展陈设计，再到场馆施工，罗福嶂会议旧址纪念园在今年6月中旬一定会全面完工。

　　寻乌县党史办主任曾令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寻乌红色资源丰富，寻乌县委和政府近年来一直着力把《寻乌调查》纪念馆、罗福嶂会议旧址、圳下战斗遗址和罗塘谈判旧址串联起来，打造一条红色旅游之路。

　　寻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平则更看重罗福嶂会议旧址的开发对当地产业提升的意义——“罗福嶂会议旧址的开发，会在未来罗福嶂乡村振兴战略中起到带头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