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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碑——龙岗革命印记寻踪》特刊丨③华南抗战的重要战略策源地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日军长驱直入,直奔深圳地区广九铁路而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深圳地区党的组织迅速重建,带领东江地区人民拿起武器,抗日武装力量逐步建立起来,奋起反击,逐步发展出一支兵力达1.1万多人的抗日劲旅——东江纵队。深圳地区就是一个主战场,东江纵队在这个主战场上十分活跃,当时以广九铁路为界分为路西、路东两片区域,而广九铁路从平湖镇到深圳镇大部分区域位于现今龙岗辖区。

  东江纵队武装力量不断对广九铁路进行破坏,成功的拖住了日军的各类军事行动,使广九铁路始终没有发挥出珠三角运输大动脉的作用。日军在深圳地区以广九铁路周边平湖墟到沙湾墟为中线,以横岗墟-龙岗墟为东线,以布吉至龙华为西线重点部署兵力,合围区域是惠东宝三地的地理几何中心,也成为东江纵队开展游击战的主要活动区域,龙岗位于其要冲。抗日队伍在龙岗等地深入宣传党的思想、组建党的组织,团结发动人民群众、联络华人华侨各方力量、广泛夺取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不断开展游击骚扰与侵袭作战,构建起非常健全和密集的交通情报网络,不仅为华南地区抗战提供了情报支撑,并为国际情报合作、文化名人大营救和救援国际友人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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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在广九铁路线两侧的东江纵队战士

重建党的组织
领导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壮大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于7月8日发出《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8月1日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确定了南方各游击区域的战略任务。

  深圳地区党的活动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1937年,中共东莞中心支部书记姚永光指派刘曼之回平湖任特别区书记,负责联系宝安县的党员和发展平湖党组织,并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时年8月,中共深圳总支部成立,通过读书会、农民夜校等形式发动和组织群众,其中就包括布吉、平湖等地,特别加强了对广九铁路沿线东宝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

  1938年11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到香港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会面,表达回家乡抗日的意愿,在党组织的配合下,叶挺来到深圳镇,与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活动在坪山、龙岗、横岗一带,时属惠阳县)和王作尧领导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活跃在平湖、布吉一带,涉及当时东莞县、当时宝安县)联合发动群众,争取东江下游在短期内建成一支上万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叶挺、曾生、王作尧等人的努力下,抗日武装初具规模,并主动进攻日军。

  因蒋介石严令,叶挺很快离开了深圳,但他建立的东路总指挥部,起到了广泛宣传抗日,引领深圳地区特别是路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抗争的发展。其中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受中共东南特委领导,并与龙岗的国民党当局温淑海联系,被授予了正式番号,公开合法地开展活动,惯称“曾生部队”,活动于坪山、龙岗、横岗一带。与此同时,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与香港九龙大同罐头厂的青年工人,以及通过香港惠阳青年会等社会团体动员的7批人次共计200多人,组建起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主要活动于宝太线、宝深线,也取得了国民党部队的统一番号,但始终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独立自主,成为今后改编为东江纵队的主要力量。

  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波及东江地区。时年2月,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忽然发出“命令”,要求曾生等领导的新编大队和王作尧领导的第二大队到惠州“集训”,企图在曾、王两部集中后包围缴械,聚而歼之。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由中共中央派出的尹林平兼任中共东江前方特委书记并到曾、王部队工作,兼两部队的政委,动员布置惠阳、宝安和东莞的地方党组织,帮助曾、王部队安全回师,部队经坪山横穿龙岗大地,为了部队通过广九铁路,布吉区的党员骨干曾鸿文组织接应,保障了两支部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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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6月,广九铁路深圳段,放哨的日军冈田部队士兵

  周恩来作为领导南方各省党组织和国民党统治区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一直指导曾生、尹林平、王作尧部队在惠东宝区域的抗日游击战争,并指出工作中心要放到武装斗争上,领导机关要隐蔽在群众中,要连贯起香港、广州等中心城市的抗日工作。针对国民党围攻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周恩来指示曾、王两部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队,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在日本与国民党矛盾间,在政治与人民优良条件下,大胆坚持抗战与反击磨擦。广东省委要动员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人民抗日游击队。

  1943年12月,两支部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前,已有不少党员同志深入各村开展组织群众抗日救国的宣传联络工作;两支部队活跃在东宝惠地理中心的布吉、平湖、横岗、龙岗、坪山等地,不断壮大人和枪,不仅吸引了众多当地群众投身革命,还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港澳同胞、归国华侨的加入。

  此时的龙岗地区,正是东宝惠三地的中心区域和广九铁路咽喉之地,经过多年的地下工作,群众基础扎实,俨然已经成为武装抗日的一片红色热土。

“红色谍影”获取情报斩获先机
敌伪特务的挖心之痛

  在抗日斗争中,准确及时的情报工作尤为重要。1942年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总队部在路西、路东和港九地区都建立了交通总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交通情报网络。游击总队在路东设立的交通总站由黄彬任总站长,初时设立5个分站。1943年3月,李群芳接任总站长,并逐步健全了总站建制,分站也由5个扩建为8个。其中,第五分站设在横岗(现属园山街道)水浸围,由朱松(后钟来)任站长,负责与横岗李恩、嶂背陈松情报站的情报联络。

  1943年12月,惠阳大队在龙岗设立情报总站,由黄东任站长。情报总站下设若干分站,负责收集情报的地区范围由原来龙岗、坪山、横岗、新墟,扩展到淡水、镇隆、惠州和广九沿线的深圳、平湖、天堂围、樟木头以及清溪、石龙、东莞一线,形成了严密的情报网络。

  龙岗街道老战士李长胜当时是交通总站情报员,主要负责龙岗、坪山、横岗等地情报搜集工作。“有三个特务伪装成普通百姓,要刺杀曾生司令!”1943年7月,李长胜和战友江南春在龙岗墟获得这一情报后,将情报送到时任交通科科长李群芳手中。李群芳及时处置,转移了驻扎在龙新社区兰水壆村的曾生等部队首长,并派出手枪队反制将3名特务处死。“这样的暗杀情报还有很多,我们每次都能和敌人斗智斗勇,险中求胜。”李长胜回忆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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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江纵队编制的情报

  精准的情报为骚扰和伏击日伪提供了有力保障。1943年9月,情报总站收到由龙岗情报分站送来的一份特急情报:“顽军独九旅一个营,今天到达龙岗,决定明天凌晨由徐东来部配合向三洲田我部驻地进犯。”当时敌人已开始在龙岗墟集中兵力,情况十分紧急。据此,总站又写了一份比较确切的情报:“顽军决定明天凌晨由龙岗墟出发,分两路进攻三洲田。一路独九旅一个连,由徐东来部一个中队带路,经丙坑、碧岭到三洲田;另一路独九旅两个连,由徐东来部一个中队带路,绕道沿海经盐田到三洲田会合。”总站连夜派交通员送到部队,部队立即在碧岭至三洲田之间的半山腰处伏击敌人,全歼顽军1个连。

  准确的情报,为部队躲过鬼子突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年秋的一天凌晨,严克刚从路西三峰交通站回来路过山厦,正好遇上交通员矮通递送紧急情报:平湖的日本鬼子今晚准备到观澜偷袭区民主政府和抢粮。严克刚和矮通立即疾步跑到观澜,将情报转交观澜区民主政府,观澜区政府立即指挥工作人员和群众转移,躲过了日本鬼子的偷袭,避免了损失。

  另据了解,位于龙岗区宝龙街道同心社区阳和世居、同心社区阳和浪路29号的金色阳光幼儿园,是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原来,阳和浪人黄光是“抗敌同志会茅土村支会”的积极分子,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光在敌占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先后在宝安、惠阳和惠东等县任过中共特派员、区委书记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因此他也把自己的家和祖屋阳和世居作为了中共龙坪区委的地下交通联络站。黄光旧居已经灭失,原址处现已建成金色阳光幼儿园。

  基于情报网络的策应,1941年至1942年间,在周恩来“要想方设法保护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离港九到东江游击区”的指示下,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经过6个多月的秘密工作,克服重重困难,胜利从香港营救出各界人士800多人。1942年春,获救的部分文化人士需要从路西分批护送到路东转移去大后方,由曾鸿文带领的布吉武工队负责护送,中途都是在平湖上古木蔡马生家中休息、吃饭。上木古村还安排妇女会的同志帮他们把行李挑到惠阳游击区去。获救的文化人士途径龙岗、坪山等地,均安全回到大后方。

自力更生补给充足
支援其他战区抗日

  给养是部队维持长期斗争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深圳地区,我们的队伍长期发动和依靠群众,依靠广大的爱国华人华侨,以及各种物资抢夺战,征税抢夺等方式,不断充实部队给养,实现自给自足并向广东其他战区提供支持。

  探寻深圳地区早期党组织的活动足迹,不难发现党组织领导群众以农会形式开展农民运动,首先就是向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作斗争,攻打和瓦解反动民团,使农民自卫军迅速发展,军装、枪械、膳食和其他经费已经可以由农会承担。

  其次,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党的组织被国民党当局承认,这使基层党组织在政治上可以号召群众,在行动上掩护发动各式各样的斗争,这些斗争中就包含了开展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如让人民最厌恶的国民党驻军征收防务经费得以取消;开展了二五减租减息运动,枪毙了一批顽抗减租的土豪劣绅、恶霸,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以上这些足迹,在龙岗区域主要体现在成立深圳地区第一个基层党支部——山厦党支部的平湖山厦,以及相邻的平湖上木古、坂田岗头等地。农会运动和经济斗争为党的组织和部队开展工作以及农民群众的生活改善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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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击日军的游击队员。

  1938年,华侨港澳同胞听到东江下游地区沦陷的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南洋华侨救乡会和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等爱国团体成立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动员华侨和港澳爱国青年回乡参战,保证团员的活动经费和物资供应。他们以募捐筹措资金支援祖国抗战,捐款形式多样,有月捐、寒衣捐、劳军捐、献金、义卖、义演等等。此外,他们还将农村民间枪支动员出来,用以武装青年组织抗日自卫队。东团团员携带华侨捐献的物资,广泛深入城乡,慰问同胞,支援部队,免费给伤、病员治病,广泛开展宣传工作。

  南洋华侨就多次到龙岗、横岗地区(时属惠阳)慰问曾生部队;1939年初,海外华侨寄给宋庆龄转交给曾生部队的捐款一次就达港币20万元;他们带回国的布匹、衣物、药品等不计其数,1940年前,曾生部队的被服、军鞋、药品等均主要来自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献。

  “东团”的共产党员钟秀英、何清等同志,住在龙岗区同乐乡的老坑村,1943年在村里成立了“妇女会”,同时东江纵队的医院设在该村,战场上负伤的同志都送到这里治疗。“妇女会”会员帮助请医生、采山药、外出购药、护理伤员等。在地下党感到粮食、蔬菜给养困难时,“妇女会”成员提出“菜我们可以种、粮食可以借粮、献粮”,许多妇女带头献粮,参加劳动,解决了部队供给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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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年战争和日伪军、国民党顽军及土匪的抢掠,让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1942年和1943年深圳地区还遭遇两年大旱灾。东江抗日游击队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1944年春,宝四区地方党组织发动布吉群众自筹资金,建立乡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就设在岗头村的陈家祠。一边抗战一边搞生产,发展了经济,改善了民生,还保障了部队的供给。此后,东江地区还响应中共中央减租减息的政策,颁布减租减息条例,推动减租减息运动顺利开展,使农民群众获得切身利益,大大提高了生产劳动和对敌斗争的积极性,群众更加拥护支持部队和抗日民主政权。

  1942年,抗日游击队在平湖上木古村梁马带家中办了一个车衣组,村里的蔡汉、蔡马生均参加了车衣工作,为游击队员缝补衣物,车衣组负责人为邹远山,是史料可考的深圳地区最早的“军需”部门,其中蔡汉在“军需”部门工作直至解放初期。

  护送军用物资支援广东其他区域的部队,是东江纵队自给自足后的一项任务。龙新社区的东纵情报员陈娇就说起过这样一个故事:“与敌人针锋相对厮杀和负责农业生产是男同志的事,运送军用物资就落到了女同志身上。”有一次自己和其他女同志就接到了“将从部队税站打税的税款挑运到粤北山区部队做军饷”的任务。陈娇等12名女同志每人挑着100多斤的税款,在崇山峻岭之间行进,一趟下来2个多月才送到。由此可以看出,深圳地区的物资还为其他区域的抗战斗争提供了援助。

【特别阅读】:现今龙岗辖区在抗战时期是怎样的情况?

       翻阅众多史料,今天的龙岗辖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分别隶属于宝安县、东莞县和惠阳县,其中广九铁路在平湖至现今沙湾一线,龙岗从布吉以东的横岗区域,便属当时的惠阳县管辖。

  日军在1938年入侵华南地区,广九铁路就成为日军一条重要的交通大动脉,而广九铁路横穿深圳全境,大部分在现今的龙岗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沿着广九铁路和路东路西地区,大力开展让日军胆战心惊的游击战。日军中有一种说法:“广九铁路沿线是他们最害怕的战场。”因为东纵的存在,日军始终没能打通整个广九铁路。

从抗战胜利深圳地区投降日军兵力8000多人的部署来看,现今属龙岗辖区的平湖老墟、沙湾墟、横岗墟、龙岗墟等处驻军过半。1941年12月,日军师团长佐野忠义中将率领第38师团曾进驻在沙湾的指挥所。日军占领深圳的两个重要战略目的,一是控制运输大动脉广九铁路,二是对香港形成威慑并为进攻香港做准备。沙湾,已然是这两个战略目的的焦点,涉及在现今龙岗辖区的还有步兵第229联队驻横岗,步兵第230联队驻布吉。

       1942年初,日军攻占香港后,深圳隶属日军香港防卫队警备区域,实际驻扎深圳日军数百人,其中部分散布在布吉、沙湾等地。1943年,日军在深圳设立两个伪政权,县府在南头的伪宝安县政府,和县府在沙湾的伪惠阳县政府,配有联防队和警察大队,成为东江纵队重点攻击的对象。沙湾、平湖、横岗、龙岗等镇墟市区域,也成为东江纵队开展游击战、让日寇和伪警不得安宁的主要区域。据东纵老战士们回忆,频繁的游击袭击,让驻军只能躲在聚集点的炮楼里,不敢小股出动,极大地限制了日伪军对周边区域的侵占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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